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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读书札记 民一庭*马俊

作者:马俊  发布时间:2013-09-23 14:28:48


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将《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读完,读后观感难以用三言两语表述,脑海中禁不住充斥着对该书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这部书不愧为批判法学运动的代表性著作之一,虽然语言较为艰涩难懂,但精彩的论述颇多,极易引起阅读者的共鸣,由此不能不佩服著者的才华。该书作者为罗伯托·昂格尔,现为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学生时代的昂格尔就以渊博的知识与敏锐的分析能力著称,他于1975年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知识与政治》,其后他在此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了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法律传统的批判,成书《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并于1976年发表。借此两书,昂格尔在西方法理学界声名鹊起,一跃而成为哈佛大学法学院史上最为年轻的教授。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人们最为熟悉的还是它的《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这不仅在于作者意图通过法律现象实现对经典社会理论的批判,而且在于它欲建构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对法律秩序和法治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反思,尤为难得的是该书还对古代中国社会进行了比较分析。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今天建设自己的法治有着积极意义。

一、对经典社会理论的质疑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既然是批判法学的代表性著作,那它要批判的是什么呢?该书的副标题“对社会理论的一种批判”给了我们答案。通观全书,昂格尔的目的就是想以透视法律的方式来探讨经典社会理论中存在的问题,这也是该书首章和尾章讲社会理论,而中间两章却在讲法律问题的原因所在。在昂格尔那里,法律其实是打开批判大门的一把钥匙。具体而言,他认为前人留下的社会理论之作适应于前人生活的时代,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这些理论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出来,而且集中表现在方法问题、社会秩序问题和现代性问题三个方面。

该书第一章就开篇明义的对经典社会理论所经常使用的两种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昂格尔认为理性主义的逻辑分析方法和历史主义的因果分析方法让人们自始至终都处在一种两难的境界之中——看似精准无比,却没有从具体的社会环境考虑;本为反璞归真,却因为历史的浩如烟海而空泛无内容。经典社会理论的这两种方法造成了方向性的误导,导致人们容易歪曲或者无视历史的本源面貌。对于社会秩序问题,昂格尔同时反对工具主义理论与合法性理论。他在书中畅言:“反对工具主义逻辑的第一也是最根本的理由在于它未能说明人的行为如何能够具有超越时间的足够的连续性和个人之间足够的相似性,从而使有组织的社会或社会科学成为可能。”当然,他同时指出由于主体之间矛盾的规则地位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暗示性行为和社会主体之间的协作也是抵触工具主义的。而合法性理论之所以要受批判的原因在于这个理论没有对社会主体之间的冲突进行等量的估计与分析,“社会冲突并不是正在消失的东西的记号”,它有时也是反复的。最后来看现代性问题,在昂格尔看来,无论是社会学理论还是法学理论都会无法避免现代性问题,法律的现代性有时恰恰也是社会现代性的反应,故无论将法律视为何物,其现代性都值得研究,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终又会回到社会形态与社会理论上来,但经典社会理论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

二、法律秩序的生成与法治

昂格尔深受马克思·韦伯类型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他对人类社会存在的法律形态进行了深入分析。昂格尔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部落社会、贵族社会和自由主义社会三个阶段,因而与之相适应的产生了习惯法、官僚法和法律秩序三种法律形态。在部落社会时代,社会组织的特点是区分成员与非成员。社会集体意识作为一种纽带既维系着这个区分,也维系着部落的稳固,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以集体道德意识为基础的习惯法。部落社会解体后,贵族社会随即而生,此时国家与社会已经有了明确的区分。官僚法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关系调控的主要方式,法律具有了强制性,虽然它具有公共性,但已经不是社会自发形成的。随着西方近代资本主义革命的兴盛,官僚法逐渐泯灭,代之而起的是自由主义社会建设,法律秩序也随此而日渐形成。当然,在昂格尔的眼中,法律秩序是一个更为严格的概念,它仅仅存在于法治环境中,极具普遍性和自治性且以自治性为主要特征。在这一点上,法律秩序与官僚法统治是存在本质区别的。法律秩序中的自治性要求极高,除了内容上的自治性,还需要配套机构与职业上的自治性相配合。如此,法治才能与其相辅相成。但是,昂格尔对法治的态度并不乐观,这从他对法治的定义中就可窥见一斑。昂格尔认为“就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法治就是一种相互关联的中立性、统一性及可预见性的社会状态,政府享有的权力必须在适用于广泛的不同民族种族的人和行为的规则限制范围之内行使,而这些规则无论是什么,必须得到一致的适用。”这段话隐晦而且限制语颇多,足见法治在昂格尔眼中是需要谨慎评价的。作为批判法学的领军人物之一,昂格尔认识到了法律秩序与法治中的一些弊端,并且对此颇具隐忧。他在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虽然自由主义国家的多元化和超验宗教的偶然相遇有助于法治理想的形成,但是它们之间的对立却最终损害了理想的内聚力和体现理想的制度的稳定性”,所以自由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等级社会,法律秩序的生成与法治没能完全消除贵族社会中不合理的等级秩序,法治也并非一劳永逸解决社会问题的济世良方。

三、法治之于中国

昂格尔对现代法治的研究及反思是具有时代意义的。现代法治不仅是西方法治国家的建设命题,也是新兴国家法治建设命题。对于中国而言,昂格尔的研究同样具有价值。昂格尔在书中指出,西方法治的生成具有三个条件:一是多元利益集团的并存;一是超验性的宗教和自然法理念的兴起;一是独立的教士阶层出现。多元利益集团的并存促使利益平衡与妥协局面的形成,超验性的宗教使世俗法律和自然法理念能够顺利的推行,而教士阶层却促成了法律与现实需求的结合。这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为法律秩序的生成与法治的生长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而反观传统中国,就利益集团而言,实质上只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利益,而且后者还要服从于前者,所以没有所谓的多元利益。而正统的儒家学派也非宗教,即使视其为宗教也只是为统治者服务而已,不可能产生对抗统治阶级的力量而独立存在。而对于自然法理念,昂格尔认为中国先秦时期存在自然法萌芽,但由于没有宗教与世俗并存的二元观,自然法理念没有成长的土壤,所以法治在传统中国没有生成。当然,这只是昂格尔对传统中国与近代西方的一番比较,并不是理论的定局。昂格尔自己在对现代法治进行反思,我们当然也可以对他的理论进行反思。可以说,现代法治并无标准版本,如果我们硬要以西方法治发展为范本,那无异于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所以对本书的关注点不能停留在这一对比上。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正在深入推进,这本书对法治的研究真正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昂格尔对现代法治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以及应该解决的问题,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做好法治建设这篇大文章大有裨益。

总之,《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充分的展示了昂格尔通过对法律乃至法治的研究而发起的对经典社会理论的批判,现代法治的相关问题在这一批判过程中到得了较好的诠释。看过此书,必然会引起我们对中国当代社会与现代法治的思考。毋庸置疑,我们只有对法治建设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保持必要的反思,我们的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才会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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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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